在价值观念之前，是观念主义和现实主义的分野，先有立场，再由与立场对应的价值观念。

持守观念主义的人认为，人类社会的目标就是使现实与观念适应，而现实则是一个需要建造的乌托邦。观念主义的本质是把观念当作潜在的、独立的预设，而忽略观念本身是从现实的历史运动中脱胎而出的。在观念主义者的眼中，「好」和「善」是抽象的，是「宽容」、「自由」、「民主」、「平等」的一系列抽象名词。

以「宽容」为例，一种宽容是「大人不记小人过，宰相肚里好撑船」，即人与人之间对于无谓于利害的过错、过失报以宽和的态度，是人本主义的宽容；另一种宽容则是「未经他人苦，便劝他人善」，这是观念主义者的宽容。在观念主义者眼里，现实是严丝合缝、板上钉钉的陈规陋习和繁文缛节，凡事都要不考虑事实后果地采用「宽容」的原则处理，「宽容」是无底线的、无原则的，监考老师要对迟到而不准进入考场的学生报以「宽容」，国家机器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要关注仍然在世的杀人犯而非去世的遇害者。说得不好听些，扯着「宽容」二字的观念主义者不是善，而是最大的恶，不是治世有方的圣人，而是挖空良心的圣母，甚至说要更坏些，是些言行不一、两面三刀的蠹虫。

「宽容」的主体，即施善者，只能是受害者，而任何人都无权劝别人去宽容肇事者，因为劝说者不可能经受与受害者同等的损失、痛苦，因而这种「宽容」是假宽容，是伪善的愚昧。更有些人，也就是那些言行不一、两面三刀的人，喊着求同存异、尊重理解、爱与和平的口号，要求多数人怀着「宽容」的眼光去看待少数群体，却对那些多数人心怀着本能的恶意，对那些更少数的群体，即那些与之不同而显得怪癖的群体，报以讥讽的言辞。无底线的宽容只能发生在「神」这个观念的建构物身上，只能发生在观念上。

没有原则的「宽容」只能在距离感的前提上产生——旁观者对于受到加害者戕害的受害者的痛苦不会身临其境，才会越俎代庖地替受害者宽容加害者。那些对于法国挂反的奥运会会旗高谈阔论并以「松弛感」大加称赞的人，一定会在这种亲身体验到这种「松弛感」带来的不便时放下那虚无缥缈的「宽容劲」——「距离感」是崇洋媚外、搬弄是非、颠倒黑白的最佳催化剂。

正是（同本民族文化的）「距离感」，使得那些「公共知识分子」得以抛弃作为本土民族聊以自慰的精神胜利原则，对异己事物进行相对客观的利害分析，但也正是（同外来民族文化的）「距离感」，使得那些「公共知识分子」的判断必然是隔靴搔痒、与生活现实绝缘的、带着粉色滤镜的幻梦泡影——只有深处水深火热的人本身，才对社会的阴晴冷暖有切身的体会。在伊索寓言里有则关乎鸟、兽与蝙蝠的故事：「鸟与野兽宣战，双方各有胜负。蝙蝠总是依附强的一方。当鸟和兽宣告停战和平时，交战双方明白了蝙蝠的欺骗行为。因此，双方都裁定他为奸诈罪，并把他赶出日光之外。从此以后，蝙蝠总是躲藏在黑暗的地方，只是在晚上才独自飞出来」。「公共知识分子」既不是鸟，也不是兽，而是叛逃到兽族的蝙蝠，这使得他们看得见兽的优胜之处，却也必然对兽族的斑斑劣迹视而不见。

再以「自由」为例，观念主义者只会看到那种绝对的「积极自由」，而不会留守在「消极自由」圈地自萌的一亩三分地中。对万事万物，观念主义者只会以一种利己的自由的口号去践踏口号下他人的自由，他们眼里的自由是外出集会、不戴口罩，而那些苦于病毒的人的安危，从来不在这种自由的考量之中。

观念主义者错把「宽容」、「自由」、「民主」、「平等」这些在人类社会中具有偶然性和现实基础的价值观念当作现实社会的救命稻草和社会应当具有的本来模样。而在极端的现实主义者的眼中，「宽容」、「自由」、「民主」、「平等」是不存在的，只有依照利益、章程、规则、教条进行办事的循规蹈矩。

需要见得，历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乐观主义者在历史的发展脉络中看到人类的新兴价值在各个领域的高歌猛进，而悲观主义者看到的是人类原有状态在各个领域的节节败退。「宽容」、「自由」、「民主」、「平等」真正的襁褓是好坏交杂的社会历史，是长期的现实斗争下的均衡状态，是一个个束缚在现实下的现实的叛徒。不可否认，失去观念的社会是无法进步的，但更需要承认的是，活在观念里的社会是一事无成的。口号不会改变任何问题，付诸行动才有立竿见影的成效；立场不会带来妥协与和解，将心比心才会。一昧的「进步」不过是对「保守」的另一种暴政，不过是「保守」对「进步」的暴政的角色互换，但「进步」和「保守」的对立本身就存在于「观念」和「现实」的对立之中，而那些观念主义者（现实主义者），不过是充分发扬着这种对立与矛盾，而本身成为观念（现实）的活化身。两端执乎中，迷信观念的危害不亚于循规蹈矩带来的一成不变，当观念主义者再拿出那些看似正当的观念言辞妖言惑众时，现实会毫不留情地甩下响亮的耳光。